南港文典
老杨是我大学同学。报到第一天，我上铺，他下铺。我有点近视，正眯着眼睛整理床铺呢，他递过来一瓶水，“喝口水再弄吧。”就这么认识了。后来四年，我们一块儿在图书馆熬夜复习，一块儿在操场喝酒到天亮，他失恋了我陪他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，我找工作碰壁他二话不说把生活费分我一半。毕业了，我们留在同一座城市，虽然各自忙，但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。我知道他胃不好，他知道我讨厌洋葱。这种交情，我以为是一辈子的。
那是个周五下午，他打电话来，声音有点急，说要去见个挺重要的客户，谈个项目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但他那副戴了好几年的旧眼镜，前天不小心一屁股坐断了，临时去眼镜店配，度数不准，戴着头晕。“你那副备用的，黑框的那副，先借我应应急，撑个场面。谈完就还你，最晚明天。”他说得又快又急，背景音是嘈杂的街道。
我能说什么？当然说行。那副备用眼镜我挺喜欢的，镜腿儿上还有道细小的划痕，是我有次爬山不小心蹭的。但我没犹豫，立刻把放眼镜的盒子找出来，约了地方给他送过去。见到他时，他穿着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但眼神里透着疲惫和焦虑。我把眼镜盒递给他，他接过去，拍了拍我肩膀，“谢了兄弟，这回要是成了，请你吃大餐。”他打开盒子，戴上眼镜，还扶了扶镜框，对我笑了笑。那笑容，和大学时一样，带着点依赖和信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匆匆消失在街角，心里还替他鼓劲儿，希望他项目能谈成。
谁想到，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第二天，他没联系我。我想着可能项目谈得久，或者累了在休息，没在意。过了周末，还是没动静。我发微信问他项目怎么样，没回。打电话，响了很久，无人接听。一开始，我压根没往“不还”上想，净往坏处想了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病了？遇到麻烦了？我甚至有点生气，这老杨，真不够意思，有事也不说一声，让人干着急。
我联系了我们另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刘。大刘也挺纳闷，说老杨最近好像是在折腾什么项目，神神秘秘的，但也有一阵子没联系了。我们又找了几个同学，都没消息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，一个和你分享了十年青春岁月的人，就像一滴水蒸发了一样，无影无踪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担忧渐渐变成了困惑，然后是隐隐的受伤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他可能不是出了事，他可能就是……不想联系了。可为什么？就因为一副眼镜？这说不通啊。那副眼镜是值点钱，但对我们这份交情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他要是真困难，开口跟我说，眼镜送他都行，我眼皮都不会眨一下。
我时不时会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，最后一条就是我问他项目怎么样的那条，孤零零地悬在那里，没有回应。我反复回想那天见他的每一个细节，他的表情，他说的话。除了着急，似乎也没什么异常。难道那天的“借眼镜”，本身就是一个借口？一个为了切断联系而找的，最生硬、最蹩脚的借口？我不敢深想。
没有那副备用眼镜，确实有点不方便。有次出差，常用的眼镜掉酒店洗手池里，镜片裂了，那一刻我特别抓狂，下意识就想，要是那副备用的在就好了。这个念头冒出来，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
大刘后来打听到一点模糊的消息，说老杨好像去了南方一座城市，具体做什么不清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活着，他好好的，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方式，从我的生活里退出。我们之间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矛盾，甚至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。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实物联系，就是那副在他手里的，我的黑框眼镜。
我现在偶尔还会想，那副眼镜，他后来还戴着吗？他戴着的时候，会不会偶尔想起我？想起我们挤在宿舍里分一碗泡面的日子，想起我们吹过的牛，发过的誓？也许，那副带着我度数、镜腿上有划痕的眼镜，对他而言，就像我们这段友谊一样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，用完了，也就失去了价值，连带着过去的一切，都可以轻易丢弃。
我终于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：有些人，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只是，我没想到我和老杨的这段路，会以这样一种无声的方式戛然而止。丢了一副眼镜，看清一个人，断了一段十年情谊。说起来轻巧，可这代价，对我来说，真的太沉重了。那副眼镜，就像一个沉默的证人，它见证过我们最真挚的岁月，也见证了一场最潦草的离散。它现在在哪儿，是什么命运，我不知道，也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心里那个叫“老杨”的位置，从此空了一块，凉飕飕的，再也暖和不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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